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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018-11-16 05:53:07【3409754】
从路桥建设投融资机制、政府公共责任、信息公开等三大方面予以回应。网民“名人名家姚林”说:物价为什么上涨?物流成本占货品的18%,物流的成本最重要来自油价和路桥费,油价是国际标准,但我们的“路桥费”雁过拔毛却是“举世闻名”。对此,全国人大代表、民盟中央常委陈万志说,世界上收费公路的70%在中国,这跟我国的修路、修桥的投融资机制有关。随着城市化步伐加快,需要新修建大量桥梁道路,“贷款修路,收费还贷”是一些地方路桥建设融资主要渠道,普遍造成企业资产负债率过高,由于缺乏市场变化的应对能力,唯一解决的办法就是通过收费来化解债务问题。目前问题在于各地的路桥建设资本账是不透明的、不清晰的,路桥收费管理是比较混乱的,混淆概念、打包收费,无止境的收费好像永远还不清债务。“目前,我国路桥收费的授权、程序、标准缺乏相关法定依据。”陈万志说,各地在征收“通行费”“道建费”“路桥费”时,必然五花八门,并且受利益驱动出现“还贷任务早已完清却不停止收费”等各种怪现象。因为能从收费中抽税,一些地方政府可能对收费公路的监管“睁只眼闭只眼”,以至于有的收费公路已经过了还贷期却依然照收不误,如山东济南黄河大桥超期收费还振振有词,违反国家法律规定的合同为无效合同是基本常识。全国人大代表、重庆大学教授陈忠林认为,根据我国《政府信息公开条例》规定,省、自治区、直辖市人民政府应当将本行政区域内收费公路及收费站名称、收费单位、收费标准、收费期限等信息向社会公布,接受社会监督。因此,地方路桥费必须依法公开账本。百天之后,清理工作将向百姓交出怎样的答卷?目前,距离中央路桥费清理“限令”仅剩下百天时间,众多网民和代表委员对五部委的联合整治效果期望值较高,但从各地透露出的各种信息也让代表委员、网民们甚是忧虑“买路钱”能否在中央“大限”下肃清、规范?网民“小菁”说,政府如果在整治路桥乱收费中没有“铁腕”,那么路桥永远都是“摇钱树”和“印钞机”。网民“云溪”说,现在看来清理的寥寥,一些地方甚至不顾民意反对,让新的不合理收费“借壳上市”。就“路桥费”清理工作进展情况,记者在多地采访时,得到的回答多是“这个事情太敏感,请等待政府的统一发布。”全国政协委员刘明华说,对五部委清理“路桥费”的联合行动,我们保持期待也相信他们能给群众一个满意的交代。但需要提醒的是,相关工作已经过去大半年了,有关信息几乎没有任何披露,大家看不到你工作的诚意和成效,就难免产生怀疑和忧虑。尤其是近期一些民众关注度高的路桥收费项目纷纷发布信息称,依然要“执行合同”死不降价,公众更会有这样的疑问:是不是一阵风后,一些偏远区县二三级公路收费减了、停了,其他的“买路钱”依然会大行其道或变相收取?(新华网 朱薇 秦亚洲 周宁 周蕊采写) 荷兰推出全新安乐死服务,医生上门协助病人自杀资料图国际在线专稿:据俄新社3月1日消息,荷兰2002年通过了有条件实施安乐死的相关法律,正式将安乐死合法化。日前该国又在全国范围内推出了一项全新的“安乐死”服务,成立移动医疗小组,为那些提出申请且符合安乐死条件的患者提供上门服务,协助他们在家里结束生命。荷兰“死亡权”协会(Dutch society Right-to-Die)发言人德荣(Walburg de Jong)介绍,这项全新的服务从3月1日开始实施,一共有6个负责提供安乐死上门服务的移动医疗小组,每个小组配有一名训练有素的医生和一名护士,据估计,他们每年将接到约1000个安乐死申请。德荣透露,安乐死上门服务已经获得荷兰卫生部大臣席珀斯(Edith Schippers)的批准,但却遭到皇家医学会的强烈批评。皇家医学会认为,移动小组的医生不一定能够快速准确地判断患者是否已经病入膏肓。荷兰于2002年4月宣布安乐死合法化,成为世界上第一个承认安乐死合法的国家,每年约有3100人接受安乐死。不过安乐死的执行非常严格。在荷兰,患者在申请安乐死时必须头脑清醒;同时,一个由医生、医学专家、律师组成的评估小组将对患者的病情做出评估,只有在认定患者疾病无法治愈,剩余的生命不得不遭受病痛的折磨时,才会批准其可以接受安乐死。 国际在线消息:波兰媒体1日报道,波兰将于近期向阿富汗派遣144名后勤部队士兵以替换服役期满的士兵。这批士兵将在阿富汗加兹尼地区波兰军事基地服役。 据介绍,这批士兵将负责阿富汗加兹尼波兰军事基地的后勤保障和保卫任务,他们将分四批奔赴阿富汗,第一批人员将于近日启程,剩余人员将在一个月内赴任。 目前,在阿富汗的波兰军队有2500人,其中有200人在波兰境内等候调遣。根据北约的决定,国际安全援助部队将在2014年撤出阿富汗。波兰将自今年秋季开始减少在阿富汗的驻军数量。 [导读]现在,胡小燕、康厚明和朱雪芹的任期进入最后一年。回望过去几年,他们个人的境遇、心态都发生着改变,他们所代表的农民工群体和国家的相关政策也在发生改变。不过,等待改变的东西,还有更多。编者按:每年3月,因为两会,中国为全世界媒体所关注。2012年两会更不一般。它是秋季中共十八大前,中国最重大的一次政治活动,同时也是本届人大和政协的最后一次大会。如果把两会比作政治舞台,今年两会,将是本届人大代表、政协委员的谢幕演出。南方周末编辑部从本期起,将连续推出两会特别报道。本期专题,将回望本届代表委员这五年,梳理在这飞速变化的五年里,代表委员们参政议政的轨迹。我们将关注农民工代表和敢言的委员们如何履职,本届人大开展的专题询问的进展,以及人大代表学历日益提高的趋势。此外,我们还关注本届代表如何使用“特别信封”,哪些代表的资格被终止,敬请读者关注。两会大幕将启,舞台灯光即将打开。让我们继续观察,有多少代表委员会语惊四座,又有多少官员仍将谨言慎行,而三位农民工代表,如何承载2.42亿农民工沉甸甸的希望。我们热切期待,这一世界上最大规模的会议,能对中国社会进步,有所推动,有所启示。“大家对她的期望太高了,所有人的希望都压在她一个人身上,这不太公平。”“我希望农民工代表数量增加,不少农民工很有理想,很有创新精神。我觉得这个群体的声音还不够响亮。” 三位农民工代表康厚明、胡小燕和朱雪芹(从右至左)在两会现场。 (余言 CFP/图)在2978名全国人大代表中,哪几位代表身上承载了最多人的期待,要反映最多人的呼声?答案是:广东团代表胡小燕、重庆团代表康厚明和上海团代表朱雪芹——他们三个人,要为2.42亿农民工说话。胡小燕们是在2008年初成为全国人大代表的。在那之前,这个中国最核心的参政议政群体中,还没有农民工的身影,没有农民工的声音。现在,三人的任期进入最后一年。回望过去几年,他们个人的境遇、心态都发生着改变,他们所代表的农民工群体和国家的相关政策也在发生改变。不过,等待改变的东西,还有更多。突然降临的机遇“我还不太知道,请包涵。”踏上两会的政治舞台之前,胡小燕们从来没有想到过自己会成为农民工群体的代言人。“我当时都不知道人大代表是什么样的。”胡小燕对南方周末记者说。此前,她从未担任过乡、县、市、省任何一级人大代表。胡小燕将她的当选视为“机遇”——给她和其他两人带来机遇的,是一份于2007年通过的文件:《关于第十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名额和选举问题的决定》。这份不过数百字的文件特别规定:“在农民工比较集中的省、直辖市,应有农民工代表。”那一年,中国的农民工数量达到2.26亿,“农民工问题”日益凸显,国务院甚至在之前一年专门印发了《关于解决农民工问题的若干意见》,称其“直接关系到维护社会公平正义,保持社会和谐稳定”。最终选举产生农民工代表的省市,是劳务输入大省(市)广东和上海,以及劳务输出大市重庆。三位当选者都经过了层层选拔与考察,他们的履历勾勒出这样的形象:出身农村,迫于经济压力进城打工,从最普通、最辛苦的活儿开始干,有上进心、肯钻研,凭借自身努力成为农民工群体中的“优等生”,但都没有进入车间主任以上的管理层。在当选全国人大代表之前,康厚明和朱雪芹已经分别是全国劳模和上海市劳模,而胡小燕则是“佛山市十佳外来工”之一。尽管荣誉加身,但三位代表刚当选时依然满是纯朴,对人大代表的职责也不甚了了。有美国记者曾问胡小燕:“当选人大代表后,你下一步怎么做?”胡小燕的回答是:“我还不太知道,请包涵。”如今再问同样的问题,胡小燕们会给出滴水不漏的回答——“要多和农民工群体沟通,学会做政府和农民工之间的桥梁……”这不仅是因为他们在这几年的履职中积累了许多心得,还因为他们接受了许多次履职培训。推动的和还没推动的“这个代表选得好,你们看她讲得多慷慨激昂。”“我感觉全世界都在看着我。”第一次参加两会前,胡小燕感慨。在三名农民工人大代表中,胡小燕最先当选,性格又最为直爽,再加上广东媒体发达,导致她得到的关注比其他两人都多。到了2008年3月7日,这份关注更是达到了高潮。那一天,温家宝总理参加了广东代表团的分组讨论,胡小燕在钟南山等两位代表之后发言,提了两点建议:优化农民工生活和技能环境,解决留守儿童的教育问题。听了胡小燕的发言,温家宝转头对广东省委书记汪洋说:“这个代表选得好,你们看她讲得多慷慨激昂。”从此,不仅广东团的人都认识了胡小燕,全国许多农民工也都从报纸上、电视上知道了他们的这位代言人。后来有人找到她,说要去北京上访,要胡小燕告诉他温家宝的电话。胡小燕答复说:我也不知道温家宝的电话。说完她又补充:“万丈高楼平地起,你就是上访也是让底下那个人解决。而且不是有信访局吗?你去找信访嘛,说说情况。”出名之后,记者蜂拥而至,胡小燕的电话响个不停。在北京仅仅十几天时间,她竟花了1500多元钱的电话费。当时,她的月收入是3000多元。她会下的时间,也几乎全被媒体占满。几次会开下来,北京的那么多景点,胡小燕只去过天安门,还是因为有记者要拍她在天安门前的镜头。康厚明和朱雪芹的情况也差不多。他们三人分属不同代表团,驻地不在一起,本没有什么机会接触,但各类媒体已经将他们“撮合”到一起采访了好几次。无论是在会下的采访,还是在会上的讨论,胡小燕们讨论的基本都是农民工相关话题。但也有人注意到,这三位农民工代表提出的基本都是建议,而非议案。“议案需要很多准备,非常严格。”胡小燕对南方周末记者说,“一些代表提出的议案是有人帮忙准备的,比如一个老板,有大把的人为他做事。作为打工者,真的没有时间做很深入的调研。另外,议案大多数都是法律方面,你能了解多少?”针对这种情况,河北大学中国乡村建设研究中心主任李昌平建议:“人大代表履行的是神圣职责,应给他们相应的条件,比如说一定的调研经费、一些助手。他们在工厂要上班,每天要干活,要是不干活了老板就要扣他们工资。”不过,胡小燕并不认为建议的效果比议案差。她曾就农民工欠薪问题提出建议,结果第二年全国人大常委会就将恶意欠薪列入刑法;她的另一条关于“修建农民工公寓”的建议曾在两会会场内引发笑声,但从2011年开始,广东真的开始实施新政策,符合条件的农民工也可以享受保障房。虽然她明白,自己的建议只是起了“助推”作用,但胡小燕坚持认为:“有人推进的话,肯定会好一些。”康厚明也看到了自己的建议被落实。他曾在2009年、2010年连续提交“关于完善农民工社会保障”的建议,现在,农民工基本养老保险终于实现跨区域转接,基本养老保险将在“十二五”期间,逐步实行全国统筹,农民工退保现象大大减少。当然,也有一些建议,推了又推,依然没能推动可见的变化,比如关于“允许农民工子女在打工地参加高考”的建议。这一建议,朱雪芹也提过。四年下来,朱雪芹提了不少与教育相关的建议。她本人的经历正是一个再好不过的“知识改变命运”的故事。刚到上海打工时,她的学历是初中毕业;打工期间,她凭借自学,获得了高中文凭;其后,又被公司派往日本研修三年,从日本学习的技术是她成为技术骨干、劳动模范的关键因素;现在,她成了上海电大学生,正在攻读工商管理本科学位。“我们这一代没有接受好的教育,把期望寄托在孩子身上,希望他们有一个好的、平等的教育环境。”朱雪芹说。她的这种愿望,代表了许多农民工的心声。而破除户籍壁垒,则正是事关教育平等的重要前提。“人大代表本身不是解决问题的”“如果每个电话我都接,十个胡小燕也不够用。”可以肯定,全国人大闭会的日子里,胡小燕们属于代表中履职最勤的那一批——找他们的农民工实在是太多了。2008年3月20日,胡小燕在媒体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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